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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林到莱比锡——拿破仑在北德意志的豪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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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 Michael V. Leggiere 于 2003 年发表在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上的一篇论文(doi: 10.1353/jmh.2003.0047),文章前半部分请见Abercomby:从柏林到莱比锡——拿破仑在北德意志的豪赌(上)

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请勿用于商业目的。译文中的图片是译者加的。

夏季休战

从外交层面来说,夏季休战成为拿破仑的灾难。英国同意与普鲁士和俄国签署援助条约,提供7000000英镑资金;相应地,缔约各方保证不单独同拿破仑议和。为了增强联军在中欧的作战实力,英国同瑞典签署了一份慷慨大方的援助条约;瑞典王储,前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在整个春季战役期间一直闲散地待在施特拉松德。奥地利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赖兴巴赫协定书呈交给拿破仑,这是联军为开启正式和谈所提出的价码。拿破仑刚刚在几个月前的吕岑会战和包岑会战击败联军,他拒绝为和平做出任何重大让步。自私自利的外交提议最终失败,奥地利最终于8月12日加入第六次反法联盟。拿破仑要面对其他所有欧洲强权的联合力量,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尚属首次。

拿破仑和梅特涅在德累斯顿会见

外交失利意味着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联军这边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准备。关于作战行动,联军君主们接受了特拉亨贝格方案,据此组建了3个主要的军团。42岁的卡尔·菲利普·施瓦岑贝格亲王得到了所有联军部队的总指挥权,其中包括220000名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组成的主力军团——波西米亚军团。布吕歇尔指挥西里西亚军团,共计75000名俄国人和普鲁士人;贝尔纳多特则指挥北德意志军团,包括120000名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和北德意志人。根据特拉亨贝格方案,3个联军军团将组成宽广的弧形战线包围萨克森境内的法军,只与落单的敌军交战,避免同拿破仑本人发生激烈战斗。万一皇帝集中力量对付一个军团,该军团就会后撤,让另外两个军团攻击其侧翼和交通线。该计划的目标在于让法军部队瓦解和疲于奔命。尽管拿破仑拥有内线作战的优势,他将被迫与同时朝着中央、侧翼和交通线进军的多个联军军团交战。施瓦岑贝格的军团集结在波西米亚山区,将在萨克森或西里西亚挑战拿破仑;贝尔纳多特的军团将集结在柏林以南,另外再分出20000人监视汉诺威境内的法军;一旦战事重启,他将渡过易北河南下前往莱比锡,而布吕歇尔将从西里西亚朝着萨克森进军。

休战结束时双方军队的部署情况

尽管包围圈看上去把皇帝团团围住,休战期让法军在大军团的增援、休整、补给方面成效颇丰。等到战事重启之际,拿破仑能够在战场上部署一支421961人的军队,面对着530500人的联军。拿破仑自己出众的领导力远远能够弥补联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联军的后备部队和围城部队额外还有110000人,而拿破仑在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上的要塞内有77000守军。

率领一支休整重组后的军队,拿破仑计划着自己的开场行动。8月份宣告着战役第三阶段计划的开始,皇帝必须要在开战后是进攻还是防守之间做出选择。进攻西里西亚的联军是不可行的方案,因为在波西米亚和勃兰登堡的联军进攻其后方之际,拿破仑的处境将变得不堪一击。进攻柏林和北德意志的方案再次浮现成功的可能。在丢失柏林、战场转移至易北河和奥得河下游之后,“皇帝主要的敌人”普鲁士将遭到沉重一击。弗里德里希·威廉丢失的资源将与拿破仑得到的资源持平。另外,法军还能够平息德意志西北地区,那里的起义和反法情绪正如火如荼。然而,在北德意志采取行动很可能会面临困难。就算拿破仑击败联军的北方军团,他本人在进攻行动中的作用将终止于普鲁士首都陷落之后。即使没有皇帝的亲自监督,北德意志的行动仍将按照“首选方案”进行——贝尔纳多特手下的俄军和普鲁士军将被赶过奥得河,瑞典人则被逐出大陆。与此同时至少一部分法军会继续向但泽进军。这些行动将花费数周,会给施瓦岑贝格和布吕歇尔时间会合,扰乱法军交通线并在南德意志掀起反抗。出于这点原因,除非拿破仑决定彻底放弃萨克森,否则在他需要动身返回萨克森之前他最远只能抵达柏林。最后,同时朝着柏林和拿破仑希望的另一个方向发动战略和战术进攻的成功概率值得怀疑。事实上,局势要求他采取战略防御策略。

然而,拿破仑最终制订的计划拒绝放弃进攻,并且又一次无视了集中兵力的原则。波拿巴计划以另一次进攻柏林的行动开场,而他的主力部队平行部署在从德累斯顿到卡茨巴赫河的区域。乌迪诺的柏林军团将进攻普鲁士首都,拿破仑期望到8月22日就能攻陷柏林。为了支援乌迪诺,路易·达武元帅将率领他的第13军的37500人和94门火炮从汉堡前往柏林。由让·巴蒂斯特·吉拉尔德将军指挥的辅助部队(9000人)将从马格德堡出发,与位于维滕贝格、由东布罗夫斯基将军指挥的5000名波兰人协同行动。以上两位将军将一起前进,在乌迪诺和达武之间建立联系,推动乌迪诺的进攻行动。拿破仑对北德战场的安排感到满意,修改了他在萨克森的战役计划。他非但没有把300000人部署在德累斯顿周围采取守势,相反还创建了另一个军团协助乌迪诺的行动并给西里西亚的联军施压。这个军团后续由麦克唐纳元帅指挥,被命名为“博贝尔河军团”,包括4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总计有130000人和408门火炮。博贝尔河军团部署在卡茨巴赫河和博贝尔河两条战线上,负责保卫乌迪诺的右翼,阻止西里西亚境内敌军的威胁。因此,为了柏林这个次要目标,拿破仑分配了7个步兵军和2个骑兵军。

秋季战役开始时的态势

很明显拿破仑期待利用“首选方案”取得战果,这一直影响了他的战略。尽管奥地利加入敌对阵营显著改变了战略态势,拿破仑依旧相信在北德意志的胜利行动将对他在萨克森的行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在8月,拿破仑希望横扫柏林和北德并至少推进至奥得河畔,如有可能就推进至维斯瓦河,这将吸引俄军抛下奥地利人转向东方。尽管春季战役期间进攻柏林的行动没有让普鲁士军和俄军分离,类似的考量依旧影响了拿破仑在8月的计划。他依然相信北德的战事会迫使俄军退回到交通线上,并以此检验联军的韧性。对保卫柏林的联军部队取得一场大胜将扭转联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这样一场胜利的最大战果将是大半个普鲁士的庞大资源。最后,被困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要塞内充当守军的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们似乎也能用于进一步扩充他的军队。

1813年秋季战役

休战到期后的不到两周内,法军就在大贝伦会战(8月23日)、卡茨巴赫会战(8月26日)、哈格尔贝格会战(8月27日)和库尔姆会战(8月30日)遭到惨败,这些失利抵消了拿破仑在德累斯顿取得的伟大胜利(8月26-27日)。乌迪诺的柏林军团,麦克唐纳的博贝尔河军团和吉拉尔德的师在4天内被相继击败。贝尔纳多特的北德意志军团在大贝伦击退乌迪诺,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在麦克唐纳艰难渡过卡茨巴赫河时摧毁了他的军队,而吉拉尔德师在从马格德堡匆忙东进支援乌迪诺的路上被卡尔·弗里德里希·希施费尔德少将手下大部分都是国民后备军的普鲁士旅击溃。仔细分析拿破仑的战略就会发现,如果他把精力集中在摧毁联军主力上,那么这些会战本不应该发生。到8月16日的时候,他已经得知联军主力位于波西米亚。

乌迪诺的行动有着明确的目标,然而达武、吉拉尔德和东布罗夫斯基未能完成各自的任务,因此当乌迪诺的军团在8月23日对柏林展开汇合攻击时,他遭遇到了数量占优的敌人。更何况,乌迪诺的军队沿着3条穿越不利地形的道路前进,无法进行相互支援。他的三支孤立纵队分别在布兰肯费尔德被击退、在大贝伦被击败、在阿伦斯多夫受阻。然而,失败带来的士气影响远比并不严重的兵力损失更糟。尽管军队只需几日的重整,在大贝伦遭受的挫败让乌迪诺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命令整个柏林军团退回到安全的维滕贝格。不幸的是,他受到的羞辱并未随着军队抵达要塞而终结。退往维滕贝格(而非卢考)暴露了麦克唐纳的交通线,并且限制了拿破仑追击施瓦岑贝格的能力,因为贝尔纳多特现在可以推进至易北河威胁大军团的后方。愤怒的拿破仑评论说没有人像乌迪诺这么蠢,几天后他命令奈伊接替指挥柏林军团。

大贝伦会战

至于拿破仑本人在8月16日至22日的动向,他率领大军团东进试图摧毁布吕歇尔,后者则根据特拉亨贝格方案顺势撤退。早在8月17日,皇帝就得知波西米亚军团已开始行动;到8月23日,报告让皇帝确信波西米亚军团正扑向他在德累斯顿的大本营。拿破仑给麦克唐纳留下指示,要他将西里西亚军团赶到博贝尔河东岸,以此掩护乌迪诺的行动(拿破仑现在正确估计西里西亚军团有100000人),然后转身前往萨克森王国首都。尽管有令在先,麦克唐纳持续进攻。在8月26日试图跨越卡茨巴赫河时,麦克唐纳迎头撞上了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麦克唐纳损失了15000人,他的军团彻底溃败。

卡茨巴赫河会战

第二天,由吉拉尔德指挥的孤立无援的师(拥有8000步兵、900骑兵和23门火炮)在鲜为人知的哈格尔贝格会战中遭遇到了希施费尔德的国民后备旅,地点位于柏林西南。战斗持续了5个小时,证明了枪托比刺刀更管用。在吉拉尔德受重伤倒下后,法军开始溃败。在黑夜的掩护下,法军成功撤离,但吉拉尔德已经有3000人死伤、3000人被俘,6000把滑膛枪、8门火炮、20辆**车和辎重落入敌手。希施费尔德的损失总计1750人。哈格尔贝格会战成为国民后备军的一场伟大胜利,这是普鲁士在休战期间努力备战的结果。

哈格尔贝格会战期间的白刃战

乌迪诺、麦克唐纳和吉拉尔德被各个击破尚不足以充分证明皇帝的战略有误。的确,我们可以证明“首选方案”的合理性,把过错推给皇帝的下属。然而,波拿巴无法放下主动进攻的想法,再加上他执意要靠鲁莽进攻柏林来执行“首选方案”,导致了以上失败。拿破仑让麦克唐纳孤立无援、战线过长,让其暴露在东方,并留下命令要求麦克唐纳将西里西亚军团赶回,然后采取守势保护乌迪诺的侧翼。在这里,拿破仑更应当节约用兵。麦克唐纳的军团应当占据施普雷河沿岸更靠近中央的阵地。此外,博贝尔河军团应当削减规模,这样拿破仑在德累斯顿对付联军主力时就能集结更多兵力。然而拿破仑相信进攻柏林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去掩护乌迪诺的右翼。至于乌迪诺的失利,他本就难以集结足够的作战力量去决定性击败贝尔纳多特的北德意志军团。节约用兵的选择再次对拿破仑更有利。尽管在北德的成功行动能带来各种好处,这里依旧是一个次要战场。对联军主力取得决定性胜利依然是拆散敌对联盟的最佳方法。因此,柏林军团本不该存在。一个拥有25000人兵力的军,加上吉拉尔德的师和达武的军足以守住从托尔高到北海的易北河防线。因此,对于麦克唐纳和乌迪诺,拿破仑应当修改他们的目标,只给其分配最少的必要作战力量。尽管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会战期间给波西米亚军团造成了超过30000人的损失,决定性胜利还是从他手中溜走,被击败的敌军逃之夭夭。如果皇帝少分几个军给柏林军团和博贝尔河军团,联军主力可能已被摧毁。

战略计划的第四阶段最有争议,皇帝考虑下一步是进攻布拉格还是再次向柏林进军。这两个方案都对歼灭敌军主力的原则有害。除了上述两个选择外,还可以讨论如何对三个联军军团中的任意一个取得决定性胜利。地理上的地点主导着皇帝的目标,就和18世纪的机动作战一样。反对朝布拉格进军的理由包括军事上的合理考虑,以及拿破仑仍执迷于“首选方案”。由于波西米亚军团将会先于法军抵达布拉格,拿破仑无法保证能够夺取该地。更何况,穿越边境进入波西米亚会使拿破仑让出中央阵地,并把自己置于延伸至汉堡的战线末端。为了保护拿破仑的侧翼和后方,他的两个刚刚遭到失败的下属必须要守住战线。另一层担忧是他可能会被赶到西边,被迫在易北河到莱茵河之间进行战役。至于下属们,拿破仑对麦克唐纳军团的评估远比现实情况要乐观,并且拿破仑不想把乌迪诺的军团完全孤立地留在维滕贝格。把这两个军团留在波西米亚山脉以北过远,不论时间长短都会极为危险。布拉格行动还意味着拿破仑将失去奥得河要塞的守军,因为他的军队“将不会朝着但泽前进”。最后,尽管在个人笔记中,拿破仑不认为布拉格行动是在进攻施瓦岑贝格,我们可以得知他认识到在波西米亚寻求决战的危险。拿破仑至多只能集结160000人,这不足以对施瓦岑贝格形成数量优势。因此,他不能保证第二次在会战中击败波西米亚军团。更何况,万一联军避免交战,皇帝和法军主力都会进一步远离作战区域的中央。尽管上述考虑会让一个十八世纪军事艺术风格的统帅避免类似行动,难以想象的是曾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意大利战役执行过大胆机动,凭借机动获得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会战胜利的拿破仑会不敢尝试这种挑战。很明显,作为皇帝的拿破仑比作为将军的拿破仑有更多政治上的考虑,盖过了军事上的主动性。

在评价进军柏林的好处时,皇帝的“笔记”又转向了“首选方案”的核心内容。对北德意志军团的胜利看似唾手可得。对这个方向发动进攻能让他继续留在作战基地的中央区域,离**库不远。拿破仑断定柏林的陷落会令士气一振,消除大贝伦和卡茨巴赫惨败的回忆,并且震慑莱茵邦联的王公们。奥得河上的要塞能得到解救,达武能清理前往但泽的道路。此外,拿破仑还幻想凭借占领柏林和奔向维斯瓦河让波西米亚军团最终瓦解。拿破仑认为施瓦岑贝格手下的普鲁士军会在丢掉首都后离开波西米亚前往勃兰登堡。至于俄军,他们会在法军威胁波兰之际退回到交通线上。如果联军凝聚力更强,施瓦岑贝格率领整个军团再次进攻德累斯顿,拿破仑有4个军的兵力(由他的妹夫若阿基姆·缪拉指挥)迟滞联军的行动。至于布吕歇尔,拿破仑低估了卡茨巴赫会战失败给麦克唐纳军团造成的创伤,希望麦克唐纳能在西里西亚军团目前守住尼斯河防线。只要下属们能够完成任务,拿破仑估计14天的时间足以让他夺取柏林,给什切青要塞提供补给,然后返回萨克森战场对付布吕歇尔或者施瓦岑贝格。因此,在曾经的“首选方案”的诱惑下,拿破仑决定允许波西米亚军团在德累斯顿遭到打击后恢复实力。他决定率领30000人离开德累斯顿,与柏林军团会合,再次发动让乌迪诺遭到失败的柏林战役。

1813年9月6日的双方态势

然而,在麦克唐纳的求援面前,拿破仑从未有机会按照8月30日笔记中计划的那样亲自执行柏林行动。他既没有向北进军也没有给柏林军团提供增援。在9月3日接过柏林军团指挥权的奈伊从未收到皇帝改变计划的通知。因此,当他在9月4日开始行动时,为了同拿破仑会合,他命令柏林军团向东进发;根据奈伊掌握的信息,拿破仑将在6日抵达卢考。但皇帝没有出现,奈伊反而遇到了北德意志军团的2个军,他于6日在登那维茨会战被其击败。这场会战再次说明了派不适合独立指挥的统帅执行“首选方案”的灾难性后果。奈伊的惨败可以归咎于萨克森东南的战事,布吕歇尔持续对麦克唐纳残破的博贝尔河军团施压。拿破仑不仅为了拯救博贝尔河军团需要亲自应对布吕歇尔的攻势,他还发现波西米亚军团正再次向德累斯顿进军。奈伊只剩下自己手头的资源,他陷入了狂暴的性格中,导致他在登那维茨的失败。45000名联军士兵击败了法军的3个军(还是由那个时代最有魅力的统帅之一指挥)。奈伊的损失包括8000人死伤,13500人被俘,53门火炮和412辆补给车被缴获。遗弃在战场上的大批物资和轻武器被用于装备缺衣少弹的普鲁士国民后备军。从各种情况来说,拿破仑必须在登那维茨惨败过后放弃“首选方案”。

比洛将军在登纳维茨会战胜利后接受部下欢呼

在不到一个月的战役过后,拿破仑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特拉亨贝格方案的成功让大军团损兵折将。自从休战结束后,法军损失了150000人和300门火炮,还有额外50000人成为病号。当法军将领们在大贝伦、卡茨巴赫、哈格尔贝格、库尔姆和登那维茨遭到失败时,皇帝本人在易北河和博贝尔河之间疲于奔命,徒劳地试图夺取从手中溜走的决定性胜利。在正常情况下,来回奔波会让新兵身心俱疲。然而情况远比正常条件要糟。暴雨冲毁了路面,哥萨克威胁着交通线。尽管条件艰苦迫使拿破仑给他的部下休息时间,军队正缓慢陷入饥饿境地的事实无法忽视。补给短缺和萨克森乡下收掠一空迫使拿破仑写道:“军队已不再能吃上饭,其他任何说法都不过是自欺欺人。”

分析

在8月和9月,冒险进攻柏林不像在5月和6月初更有可能成功,当时只有比洛的30000人保卫着从易北河到奥得河的广大区域。相反,休战结束后保卫柏林的是全新的北德意志军团。执行“首选方案”需要一支法军主力和一场决定性胜利,尽管皇帝本人的计算和感觉认为不必如此。至于柏林本身,尽管在8月和9月柏林沦陷对联军的心理影响会比在春季战役更大,占领这里不会给拿破仑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政治好处。到8月底,柏林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地点,除非拿破仑放弃萨克森在汉诺威、勃兰登堡或波美尼亚建立基地。此外,柏林在动员正规军和国民后备军上已不在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波罗的海边上的科尔贝格要塞(而非柏林)存储着从英国运来的武器、**和补给。

在秋季战役,完全采取防守战略能给皇帝最大的成功可能。拿破仑在8月12日给他的元帅们写道:“在我看来,为了取得决定性的光辉战果,最好的方法是维持紧密部署,让敌军放马过来。”5天后,他再次支持采取守势,评论说“一支400000人的军队,驻扎在沿着易北河这样的要塞防御体系上,能够自由部署在德累斯顿、托尔高、维滕贝格和马格德堡,没有人能够迂回这样的军队”。然而拿破仑想要把一场进攻行动加入到他的防守战略中,主要是针对柏林,这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去保护执行进攻行动的部队侧翼。因此,问题再一次回到了拿破仑非要夺取柏林、北德意志,执意施行“首选方案”。在8月和9月,试图执行以征服柏林为第一步的目标的“首选方案”本身就是判断失误。拿破仑急需按照过去给他带来伟大胜利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主力,而不是分配庞大的作战力量给一个次要目标。

拿破仑在1813年秋季战役最可行的战略是好好利用他位于战场中央的优势。与弗里德里希大王在1757年秋季的罗斯巴赫-洛伊滕战役类似,如果拿破仑维持守势,把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给乌迪诺和麦克唐纳合理分配兵力,他就能利用主导之前几次反法联盟的几个核心内容。联盟需要决定性胜利。他们最终是为了解放中欧而同拿破仑开战。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和机动会降低他们的参战热情。这样一场战争可能还会让军事目标从属于政治导向的国家利益,这正是前几次联盟的祸根。在7月份的作战会议上,当联军制定特拉亨贝格方案时,俄国人和普鲁士人明白中欧的命运悬而未决。尽管拿破仑在俄国和伊比利亚遭到挫败,只有史无前例的共同努力才能将中欧从法国控制下解放出来。尽管奥地利限制着联军的战争目标,倾向谨慎行事,避免再遭遇一场乌尔姆式失败,联军在1813的战争是谨慎与精心计算的攻势之结合。最后,欧洲大陆上的盟国当然还要考虑他们的英国金主。鉴于英国在第六次反法联盟中的庞大财政投入,伦敦无法资助一场在中欧的长期消耗战,特别是阿瑟·韦尔斯利将军正在伊比利亚出色地执行全新的“大陆战略”。

征俄惨败过后,拿破仑的盟友和卫星国对他的忠诚度开始动摇。柏林陷落必然会无情提醒莱茵邦联的王公们注意拿破仑的实力,确保他们继续提供人力物力。然而,占领柏林不会让他们恢复忠诚的态度,除非再来一场奥斯特里茨式的胜利。相反,进攻柏林的部队安排事实上损害了帝国同莱茵同盟的关系。除了个别例外,拿破仑对盟友部队的使用给帝国的外交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执。柏林军团里的外籍部队比法国部队还要多。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黑森人、威斯特伐利亚人、符滕堡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让这支军团变成了多国联军。军队的惨败震惊了中欧,特别是莱茵同盟。对法国的不满在上升,并且在登那维茨的失败引发了反法情绪。因此,另一项“首选方案”导致的后果是拿破仑与德意志王公们的联盟关系。登那维茨失利的消息导致蒂罗尔支持奥地利反对法国。此外,登那维茨会战后巴伐利亚向反法联盟示好,并最终加入第六次反法联盟成为奥地利的盟友。

拿破仑得知登纳维茨惨败的消息

登那维茨会战不仅意味着“首选方案”的最终失败,还标志着第六次反法联盟战争的关键转折点。此战过后,交战双方都改变了战略。布吕歇尔率领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一道跨越易北河进入西里西亚战场。他在10月初的决定和普鲁士总参谋部始终如一的高效工作让莱比锡会战成为可能。至于拿破仑,他最后一次试图在易北河以南抓住布吕歇尔的军团。在10月9日,波拿巴手握140000人的兵力试图摧毁维滕贝格以南的联军,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都撤退到萨尔河对岸,由此暴露了柏林和整个北德意志。只有一个大部分都是普鲁士民兵的军位于拿破仑和柏林之间。然而能够好好利用那些飘忽不定的好处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向北跨越易北河必然能解救托尔高、维滕贝格、马格德堡、屈斯特林和什切青的守军,以及达武在汉堡的军。缪拉的4个军也许能从莱比锡向东逃往托尔高。在设想中的场景中,拿破仑会和联军互换基地,把波西米亚军团、西里西亚军团和北德意志军团托入已被刮地三尺的萨克森,据守从汉堡到德累斯顿的易北河右岸同联军交战。然而,用于转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任何机动、侧翼行军和突袭都不能真正扭转战局,除非能够摧毁一个或多个联军军团。在战役的最后阶段,拿破仑终于认识到即使他抵达维斯瓦河也无济于事。他仍然必须要摧毁敌人的战争机器。与其浪费稀缺的资源撤离主战场,拿破仑决定把联军引至莱比锡进行一场史诗级的民族会战。得知施瓦岑贝格正缓慢地前往莱比锡后,拿破仑接受了他即将被敌军重重包围的现实。

结语:仇恨驱使还是天才计划?

整个1813年,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行动全都基于机动战略,而非消灭敌人。无论目标是但泽、什切青还是柏林,法军在德意志的主要任务从来不是摧毁敌军主力。这严重违反了拿破仑的战争原则,意味着不论奈伊还是乌迪诺夺回维斯瓦河,法军仍旧必须要击败敌军。这种胜利只能通过打败联军主力,迫使某个交战国退出战争来达成,就像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和1809年的瓦格拉姆战役。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指出“所有军事行动的最大目标”应当是摧毁敌军的武装力量。在拿破仑的军事生涯中,相比于敌军部队的命运,敌国首都的命运对战争结局的影响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出现过多次。在1805年,拿破仑征服了三分之二个奥地利并拿下了维也纳,但迫使弗朗茨求和的是奥斯特里茨的决定性胜利。第二年11月,大军团控制了柏林和半个普鲁士,但依旧在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遇到抵抗,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残军一直支撑到俄军抵达。直至1807年,拿破仑在弗里德兰打垮了沙皇的军事力量,战争才宣告终结。与之相反,法军在1812年夺取莫斯科并未迫使亚历山大来到和平谈判桌前,因为俄军尽管受损严重,在博罗季诺会战后依旧保有实力。在1813年,柏林明显不是同盟政权的中枢,尽管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占据柏林的确影响了俄普联军的计划,直至在吕岑战败及后续退出萨克森。总而言之,柏林从未成为决定性的战略支点。

早在1806年,柏林的陷落和普鲁士军队被摧毁并未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议和,这一点显然会挑战拿破仑在1813年将夺取柏林赋予更多重要意义的合理性。在1806年和1807年的战役期间,柏林并非像克劳塞维茨所言(“一切所仰赖的权力和行动中枢“)是普鲁士的重心所在。此外,在181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愿意让自己和国家从属于俄国人,这就让他的保护者的军队成为了联盟重心。如果俄军遭到决定性失败,战争就输了,就像在1807年一样。在奥地利加入战争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亚历山大都不得不接受联盟由奥地利杰出政治家、事实上的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领导。因此在秋季战役期间,联盟的重心转移到了波西米亚军团,这不仅是8月份的时候三支联军军团中规模最大的军团,而且代表着奥地利最主要的出力份额,因为另外两支联军军团中都没有奥军。

或许比奥地利在军事上的数量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在1813年巩固了第六次反法联盟。这个利益共同体比任何一支单独的军队都更能当做联盟的核心,组成它的是联盟各国的希冀——将中欧从法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我们可以论证说拿破仑早期试图通过“首选方案”分离联军来扰乱利益共同体有其合理性,但在1813年,与波拿巴为敌的联盟有着史无前例的团结度。从2月的卡利什条约,一直到9月的特普利采协议,联盟可谓日益巩固。

俄普奥三国君主在特普利采庆祝宗教节日(1813年9月2日)

在战役最初的吕岑-包岑阶段,普鲁士人就表示出他们不会为了自家利益去做危害联盟利益共同体的事。既然普鲁士人把自己的需求让位于更大的利益共同体之后,拿破仑应当将他的敌人们看做一个整体,集中主要力量给其沉重一击,这是赢得战争的最有效手段。

还有一点需要考察的是普鲁士在战争中的付出情况。拿破仑在判断他的敌人重心所在时可能会考虑普鲁士的公众观点,那么这场斗争是否是一场全民起义?事实上,至迟到9月8日,法国外交大臣于格-贝尔纳·马雷给同僚陆军大臣克拉克写信说:

“俄军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已经遭受沉重打击,尚未补充其损失。除了数量庞大的骑兵外,俄军是一支次要力量。然而普鲁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君主参加战争的决定得到了热烈拥护。普鲁士陆军数目庞大,将军、军官和士兵全都士气高昂。”

因此,在拿破仑看来,普鲁士首都的陷落必然会给公众情绪沉重一击。关于地方人民保卫首都的决心,我们可以从军民本土防御网、掘河淹没周边乡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入伍等例子一窥究竟。这说明人们普遍支持反对法兰西帝国的战争。然而,尽管斗争开始时有广泛民众参与,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战争一开始就将人民战争转变成了18世纪风格的内阁战争。普鲁士国内保守主义的漫长胜利之路始于3月19日,这一天俄国和普鲁士签署了布雷斯劳条约——卡利什军事联盟后的外交补充条约。对普鲁士而言,卡利什和布雷斯劳协定都是传统的国家之间的条约,这意味着战争最终将是内阁战争,而非人民战争。因此,普鲁士政权既可以与民众并肩作战,也可以脱离人民作战——就像1806-1807年的战争期间,人民对法军的入侵和占领无动于衷。

约翰娜·施特根在战场上给士兵运送**

拿破仑当然对此知之甚少,这种后见之明总是有利于批判前人。在最后的分析部分,我们应当指出,拿破仑执迷于施行“首选方案”导致了进攻柏林的行动和一系列会战,不能用法国军队在战斗中的损失情况进行评判,而应当分析这些战斗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本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能力。拿破仑从未动用主力进攻柏林,但柏林的陷落和拿破仑为此分配的资源是他计划中的主要考量。上述说法的合理推论即以下问题:拿破仑本人的能力是否衰退了?在战术层面上,拿破仑没有对手;中欧的敌对将帅们在会战中都无法与之匹敌。然而在行动战略上,联军最终造就了一套体系,结合其数量优势,使皇帝和他的军队疲于奔命。特拉亨贝格方案让波拿巴顾此失彼,剥夺了他最重要的准则之一——主动性。相比于联军在指挥艺术上应受的赞誉,拿破仑无力招架还算情有可原,但拿破仑在1813年的失败(特别是在北德意志)应该算在拿破仑挑选执行行动的元帅身上。达武元帅(可能是拿破仑最优秀的下属)在汉堡坐困愁城;奈伊、乌迪诺和麦克唐纳等人至多适合指挥1个军,正是他们率领法军卷入了至关重要的战役。尽管在春季战役期间接连犯下的大错就暴露出奈伊和乌迪诺的无能,拿破仑在秋季战役依旧选他们负责进攻柏林的行动。他没能给柏林军团指派一名合格的统帅,这标志着他的判断力出现失误,而在上一场战役中,判断失误就带来了严重后果。奈伊在他的参谋长若米尼叛逃后已经无法独立协调行动。奈伊、乌迪诺、麦克唐纳以及(情况稍好的)达武在1813年没能达到他们君主的期望,这突出说明了拿破仑没能理解保质保量的总参体系的重要性。最后,拿破仑含糊不清的命令也没能给下属帮上忙。拿破仑过分低估敌人的数量,并且高估了己方实力,给1813年的法军将领们设置了障碍。

布吕歇尔在卡茨巴赫会战前激励部下

最后一个问题关乎到复仇的作用。对普鲁士在1813年初几个月的背叛行为进行报复是否构成了拿破仑制定计划的核心?拿破仑对瑞典王储兼北德军团司令贝尔纳多特的鄙夷是否影响了他的战略?(贝尔纳多特是法国人,靠着成为拿破仑的元帅和婚姻关系在国际上出名。)若米尼强调“在多数战役中,执行某些军事行动是为了达成政治上的目的;有时候很重要,但有时候也毫无道理,经常导致在战略上犯下大错。”尽管拿破仑的战略基于"首选方案",类似个人复仇的动机无疑会让夺回柏林的行动更有吸引力。当普鲁士最终于3月向法国宣战后,拿破仑的私人秘书费恩男爵说:

“得知这份迟来的宣战公告后皇帝长舒一口气,他对普鲁士的回应感到满意,因为他更想面对一个公开宣战的敌人,而非一个背后捅刀的盟友。然而从个人角度来说,皇帝认为普鲁士的倒戈是他在提尔西特所犯错误的惩罚——让霍亨佐伦家族保住王位并与之结盟。”拿破仑自己则声称“在政治中,善意会招致恶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费恩补充说,正因为此“拿破仑从未忘记柏林”。其他当事人声称复仇心切的拿破仑决心以占领前盟友的首都作为战役的开场。马尔蒙元帅称“复仇心催促他迅速针对普鲁士展开行动。他要求第一炮要对着柏林打响,在战火重燃后立刻开始可怕的复仇”。另一位同时代的人珀莱将军称在吕岑会战后,“弗里德里希·威廉有理由担心来自被明显激怒的胜利者的复仇”至于后世历史学家,钱德勒坚持认为拿破仑"复仇心切,想要看到不忠的君主和背叛的前元帅遭到狠狠的惩罚……针对普鲁士和贝尔纳多特的非理性复仇倾向无疑出现在他的计划中:拿破仑希望对前盟友和同僚的背叛行为进行报复。"莫德上校认为,乌迪诺在8月份进攻柏林的行动计划非常不符合拿破仑的风格,这必然说明他完全瞧不上贝尔纳多特的军事能力。莫德认为,拿破仑“想通过给贝尔纳多特施加惩罚来得到成就感”,这让他进一步坚定选择将柏林(而非布拉格)作为行动目标。欧文·康奈利称拿破仑执迷于占领柏林来惩罚普鲁士。在预测前元帅在接下来的战役中的动向时,拿破仑说了一句简短而轻蔑的评论(“他会显摆自己“),除此之外,我们无法通过他的私人信件得知其真情实感。除了强迫乌迪诺用重炮使柏林屈服外,皇帝在提到普鲁士人时都避免使用特别侮辱性的言语。

我们无法得知复仇到底是拿破仑的战略当中的次要还是第三位动机。然而,拿破仑与普鲁士的关系史说明他除了痛恨普鲁士之外,可能还发自内心地嫉妒其军事传统,甚至可能还有弗里德里希大王。不计其数的评论可以证明钱德勒的观察,即弗里德里希大王少数几个拿破仑“始终深怀敬意”的统帅。然而,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所作所为具有强硬的复仇行为,这在他和别的强权打交道时是看不到的;只有1809年终结奥地利与拿破仑的战争的普雷斯堡条约能够与法国和普鲁士签署的提尔西特条约相比较。尽管拿破仑从未把霍亨佐伦家族赶下王位(不像他对待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波旁家族),普鲁士似乎总是成为拿破仑怒火的牺牲品。拿破仑从未原谅弗里德里希·威廉在1805年的背叛行为。申布伦条约和巴黎条约是对普鲁士的惩罚,把普鲁士变成法国的卫星国,并且拉入拿破仑同英国的战争。在180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在耶拿-奥尔施塔特的灾难过后逃往东方,拿破仑拜谒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在波茨坦的王室陵墓。他不禁拿走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佩剑、勋章、将军肩带和王室卫队的军旗,所有东西都送往巴黎伤残军人院。与此同时,在柏林,法国人掠夺走了普鲁士首都的财富和几样珍宝,包括不久前才安放在勃兰登堡门上的驷马战车雕像;胜利女神像被运往巴黎,直到1814年才物归原主。在提尔西特,拿破仑坚决抓住一切机会继续羞辱普鲁士。当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涅曼河上的浮筏举行历史性会晤时,弗里德里希·威廉甚至未被邀请参加第一天的谈判。等到俄国与拿破仑谈判完成后过了两天,普鲁士代表团才能够在条约上签字,这象征性的一幕故意让整个欧洲看到。拿破仑厌恶普鲁士国王,还在王后请求他做让步时对其献殷勤,对国王夫妇两人都低看一等。在谈判期间,拿破仑专门指明任何让步都是给沙皇的人情。钱德勒声称拿破仑“坚决要向全世界展示普鲁士遭到瓜分和和屈辱的程度……普鲁士事实上成为法国威权上升的牺牲品,或者说是为了满足波拿巴家族的野心。”

影响拿破仑在1813年计划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看不起保卫柏林的部队。他对贝尔纳多特的北德意志军团(他称之为一群乌合之众)的低估导致“首选方案”很有吸引力。尽管普鲁士部队在春季战役中有傲人表现,波拿巴依旧完全瞧不上普鲁士人和他们的盟友。在8月中旬,当拿破仑请洛朗·古维翁-圣西尔评论进攻柏林的计划,元帅称他劝告拿破仑不要低估北德意志军团的数量和质量。拿破仑严重低估了构成普鲁士第3军和第4军的大批仓促训练的国民后备团。他的轻蔑在9月2日对北德意志军团的称呼中可见一斑:一群哥萨克和一堆差劲的国民后备军。

国民后备军骑兵在登纳维茨会战攻击法军方阵。此战他们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可以明确的是皇帝渴望率领一支军队夺取柏林。为了“首选方案”能取得完全成功,拿破仑必须严格遵从在3月初建立的前提。这会导致他重新安排交通线,放弃德累斯顿,并将基地转移至汉诺威、勃兰登堡或波美尼亚。但根据皇帝在1813年8月30日的“笔记”,他拒绝放弃位于萨克森的中央阵地,特别是德累斯顿的设防营地和至关重要的补给。尽管人们可以推测在拿破仑的亲自监督下“首选方案”是否会成功,但根据特拉亨贝格方案的原则,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明显的结论。贝尔纳多特一旦确认拿破仑本人正率领法军接近,他会命令自己的军团后撤。考虑到一年前莫斯科的命运,俄军不会认为柏林有太大价值,他们服从命令不会有什么问题。比洛和普鲁士第4军军长陶恩钦会勉强听命。与秋季战役刚开始时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类似,贝尔纳多特士气低落的北德意志军团将会撤退。但拿破仑不会追击贝尔纳多特太久,另外两支联军军团将共同进攻面前的法军。因此拿破仑必须南下驰援下属迎战联军主力。贝尔纳多特一旦得知这些,普鲁士人会把北德意志军团再拉回到柏林,尽管他们也可以迎战达武元帅(贝尔纳多特对达武的担心就和对皇帝本人差不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法军手中占有柏林,波拿巴仍然必须要迎战和击败按照特拉亨贝格朝着莱比锡汇合的联军。因此,关于“首选方案”,正如拿破仑在评价另一个战略计划时所言:“进攻也就到此为止了”。

莱比锡会战失败后的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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